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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人物——古大存

小明 2016-11-13 14:19:23      0 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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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大存】(1896-1966) 1896年4月生,广东五华人。曾用名张炳、陈德炎、苏必达、顾达方。


1917年春入梅县中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春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受共产党人和马列主义书刊的影响,192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毕业后,即参加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东征军,任战地政治宣传员、宣传队负责人。1925年7月,受党委派回五华县组织群众武装,领导农民运动,年底成立党的特别支部,任组织委员,并任五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大队长。1926年初,被选为国民党五华县党部委员,同年2月,任五华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长。


1927年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组织了东江人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1927年8月起任五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团团长。1928年率部到五华、丰顺、揭阳三县交界的八乡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任五华、丰顺、梅县、兴宁、大埔五县暴动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领导梅县暴动胜利后,任中共七县(兴宁、五华、丰顺、梅县、大埔、揭阳,潮安)联合委员会书记,领导开展土地革命运动。1929年春,率农民武装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同年6月,任中共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后成立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任总指挥。1930年5月,东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任副主席。同时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任军长兼代政治委员。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8月,任东江红军第一路军总指挥。1933年10月,任东江游击总队政治委员。1934年任中共东江特委常委、组织部长、政治保卫局局长。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1935年春,率部突围后与党失掉联系,仍隐蔽在群众中坚持斗争。1938年带病外出寻找党组织,经汕头、香港、广州到武汉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同年9月,长江局任命他为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11月,粤、桂、湘、赣、沪、浙、闽、闽西南等地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四十余人组成代表团,任团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1940年底率代表团到延安后,便参加了高级干部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任小组长。1942年2月,全党开始整风,他调中共中央党校,先后任支部书记、一部主任。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被选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日本投降后,受党中央委派,参加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从延安去东北,途经张家口时,曾奉命帮助晋察冀中央局办党校,任校长。1946年5月到达东北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中共西满分局常委、土改工作团团长,精心指导肇县的土地改革试点。1947年调任东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1948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广东工作,1949年12月至1955年7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49年10月至1955年2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0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1949年12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1965年1月相继当选为第一届、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1月至1961年11月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2月至1958年4月任广东省副省长,主持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1956年7月至1958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曾任广东省革命干部学校校长(至1956年)。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时受到错误的处分。1958年下放到增城县,任县委书记。1961年11月至1965年12月再任广东省副省长。1961年12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6年11月4日病逝于广州。粉碎“四人帮”后,1983年党中央做出决定,为古大存平反,恢复名誉。 是中共第七届、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6年11月4日在广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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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 2016-11-13 14:21: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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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朵玫瑰花,带刺的。”这是毛泽东早年在延安时对古大存的评语。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古大存,是广东五华人,广东东江农民运动的领袖,东江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十一军的创建人之一。

  近日,记者经过一个多月的联系走访,在广州先后采访了古大存的儿子古延贤、古新贤和孙子古汉援和有关党史研究专家,这位革命先辈在记者心目中的形象,日渐清晰且高大起来。

  地主儿子领导东江农运

  广州4月的一个早上,春光明媚。

  在车水马龙、繁华似锦的天河北路,位于华标广场省委宿舍楼下的一个快餐店里,记者见到了古大存的三儿子古延贤。老人身材高大、精神矍铄。

  1897年,古大存出生在广东省五华县梅林区优行径村一个地主家庭。“我父亲幼年丧父,由于他的母亲是庶母,他与母亲在家庭中没有什么地位可言,从小就受到哥嫂们的歧视。”古延贤老人对记者回忆说。“正是由于他从小目睹了世上许多不平事,感受到剥削制度的不平等,使他对穷苦劳动人民有了理解与同情。”

  1921年春,古大存从家乡来到广州,考进了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里,他亲耳聆听了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并陆续受到进步思潮的熏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自己的青春热血、聪明才智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史料记载,在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的两次东征中,古大存积极组织农会、工会和商民协会,为东征部队运输弹药、粮食,作向导,为东征军出谋划策伏击敌人,沉重打击了陈炯明部。两次东征,显示了古大存卓越的组织才能,引起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军校代表廖仲恺的关注。由于古大存对五华情况了如指掌,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把领导五华农运的重任交给他。

  古大存回到五华后,先后任五华县中共特支委员、农会副主席、县委委员、常委、县委书记、五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第七团团长等职,他领导的五华农运与当时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运遥相呼应,古大存也与彭湃一起成为广东东江农民运动的早期重要领导人。

  “我父亲发动了家里许多亲人一起闹革命,在早期开展农民运动中,我父亲家里共有10多位亲人惨遭杀害,有他的兄弟,也有他的侄儿们,还有他的妻子徐妙娇烈士。” 古延贤告诉记者。

  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

  毛泽东在延安向埃德加·斯诺介绍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情况时说:“彭湃领导的海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他的军队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挥之下,离开了那区域,与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了红军第十一军的基本队伍。”

  “红十一军是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诞生的一支正规编制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十一军的建立凝聚着古大存无数心血,是古大存革命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东党史专家高宏的告诉记者。

  1928年2月,形势逆转,五华农运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血腥镇压,为保存革命种子和力量,古大存带领幸存的60多名战士,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五华、揭阳、丰顺三县交界的八乡山区,开辟新的根据地,燃起了“炭寮星火”。

  在古大存等人的领导下,八乡山成立了第九区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日渐蓬勃发展起来。赤卫队当时发展到4000余人,拥有长短枪900余枝,还办起了贫民学校、医疗所、合作社及小型兵工厂。

  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1930年4月下旬,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丰顺县八乡山召开。5月1日,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选举古大存为苏维埃政府副委员长;同时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由古大存任军长,下辖6个团、全军约3000人。

  “2010年是红十一军成立80周年纪念,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专门出版了纪念文集——《军旗为什么这样红》,这本书的出版获得了省委书记汪洋的大力支持并亲自作序。”古延贤手中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眼中充满了激动和自豪。

  翻开这本《军旗为什么这样红》,汪洋书记在序言中写道:红十一军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艰辛探索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历程,标志着我党在广东的革命武装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广东的党史和军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永远铭记红十一军先烈们的历史功勋。

  大埔山中孤军奋战两年

  “我最佩服我爷爷的,就是他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的情况下,带领着仅存的18位红军游击队员躲藏在深山老林里坚持战斗,经历千辛万苦才重回到党的怀抱。”在广州黄埔大道西的恒城大厦,古大存的孙子古汉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古汉援是古大存和徐妙娇烈士所生的儿子——古关贤的孩子。

  1933年,广东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再次集结重兵,企图一举铲除东江“红患”。由于古大存等人的正确意见受到排斥,王明“左”倾路线则强行推行,从而使日益发展的东江革命受到严重损失。东江苏区到1934年底时,只剩下大南山一块立足地。

  10月,新任的东江特委书记李崇三叛变,十几支游击小分队又先后被敌人打垮。最后仅剩下古大存和他带领的18名战士。他们和上级失去了联系,只能在丰顺桐梓洋孤军作战。

  古大存一再勉励大家:“现在跟党组织失去联系是暂时的,只要党还在,我们就一定会联系上。”又说:“革命好比炼钢炉,杂质跑掉了,剩下来的就是好钢材。只要大家团结战斗,革命一定能成功!”这支小小的队伍在古大存带领下,转移到大埔山区化整为零,秘密串联,以烧炭、做陶瓷为掩护,帮助深山群众组织贫民团、陶瓷工会,并在斗争中发展党的地下组织。

  在险恶处境中,古大存等度过了两年多的艰苦岁月,先后建立了13个中共地下党支部,保存了一批革命火种,使粤东大地,始终高耸着不倒的红旗。

  1938年4月,古大存偶然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日报》上,看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在香港活动的消息,便立即动身,化装潜到香港,几经周折找到廖承志,汇报了东江红军在大埔山区坚持斗争的情况,随后,古大存又在武汉法租界见到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已与党失去联系3年多的古大存,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并明确了今后斗争的方向——以合法身份组织武装投入全民抗日战争。

  “在敌人长期进攻围困下,在生活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古大存奋不顾身、顽强拼搏、置生死于度外,从不畏惧、不动摇、不退缩,始终高举红旗不倒,大踏步前进。”广东党史专家高宏的老师这样评价。

  延安整风中的“带刺玫瑰”

  1939年秋,古大存当选广东出席中共七大代表,11月底率领广东、闽粤赣、香港的14名代表从韶关出发北上,在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又汇合了广西、湖南、福建、江西、上海、苏北、浙江等代表团,随即组成出席七大的南方总团,共计50名代表,古大存任总团长。

  古大存一行历经艰难险阻,冲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在经历了13个月的艰难跋涉后,南方各地出席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12月16日,安全到达目的地延安。

  在延安,古大存参加了整风运动,并担任中央党校一部主任。“当时的‘党校一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研究班’,在一部学习的都是当时我党的高级干部,让古大存担任一部主任,可见当时党中央对古大存的重视。”高宏的对记者说。

  在学习中,古大存坚持贯彻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路线是非。古大存的原则性和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古大存是“带刺的玫瑰花”、“一面斗争的旗帜”。

  古大存的儿子古延贤、古新贤这一时期先后在延安出生。古延贤向记者讲述起了自己幼时的一段随军经历: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为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派古大存率领一支部队前往东北。这一年的11月,古延贤随父母从延安出发,当时他还不到一岁,二哥新贤也才二岁。两个孩子被分别装在两个箩筐里驮在驴背上随军,从陕西、河北绕道内蒙古,历经艰险,终于在翌年7月中旬到达齐齐哈尔。

  从延安前往东北历时八个月,面对敌人的层层封锁,古大存在张家口创办了党校,培训党的干部。到达东北后,他参加过土改、剿匪,还在组织部、交通部等岗位上工作。

  “无论走到哪里,古大存都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联系群众,关心干部,协调各方,他敬业奉献的精神,长久地留在了与他共事过的干部的心中。”高宏的说。

  虽受冤屈信念不改

  羊城五月,花团锦簇。在农林上路二横路一号大院内,坐落着一幢西式风格的三层小洋楼,宽大的弧形阳台、葱绿草坪、参天古木。

  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古大存与曾史文的二儿子古新贤老人。古新贤介绍说,解放前这幢小洋楼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一处房产,1950年起古大存一家居住于此,古新贤、古延贤等兄弟姐妹们的童年都在此度过,直到本世纪初实行房改政策后,古大存的遗孀曾史文女士和孩子们才搬到省委在旁边新修的一幢楼房里。此幢小洋楼现作为广东宋庆龄基金会的办公地点。

  院内,一棵棵已超过楼高的玉兰树、一棵棵挺拔依然的棕榈树……前人植下的小树已成长为参天大木,静静地屹立在洋楼周围,见证着这幢楼房主人的变迁故事。

  “经济困难时期,我父亲带领我们和工作人员一起,将这里的网球场改成了菜地,种番薯,培养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古新贤指着院外旁边一块空地对记者说。

  “只要他回家来就很喜欢和我们孩子一起,他会吹笛子、吹箫给我们听,也会讲一些过去打仗的故事给我们听,同时教育我们学习要认真严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述他小时候上私塾被体罚的故事。” 古新贤回忆说。

  1949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古大存回到阔别10年的广东,出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7月,当华南分局改为广东省委时,古大存担任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主管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建国初期的广东,百废待兴,古大存协助叶剑英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筹粮、支前、土改、剿匪、镇反、抗美援朝、解决失业,经济建设等等一样也不少。

  1957年广东省委决定在党内开展“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进行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会议期间,古大存等人蒙受冤屈,受到错误处分。

  “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本人从不主动对孩子讲工作上的事情。”谈起父亲在解放后蒙受的一段冤屈,古延贤说:“父亲被撤销了党内的一切职务,被错误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我当时还在上初中,从《上游》杂志上看到了相关报道,心里感到很压抑。回到家后发现父母的情绪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很平常坦然,始终对党怀有坚定的信念。”

  “父亲始终坚信会有平反的一天,临去世前一天还让秘书对我们这些孩子说,‘要相信党,党总有一天会了解我的。’讲完这句话人就说不出话来了。” 古新贤忍不住抽泣起来。

  1983年2月9日,在古大存逝世17年之后,党中央撤销了对古大存的处分,并给予恢复名誉,肯定古大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

  历史钩沉

  岩石题诗一首

  驳“劝降”

  1935年,是东江革命根据地最困难时期,许多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离开了革命队伍,甚至成为叛徒。敌人到处张贴“生擒古大存赏银两万元”,“击毙古大存赏银一万元”的布告,但是古大存嗤之以鼻。一次,当他路过一座大山时,看见青石上写有一首“劝降诗”,诗曰:

  共产十年闹翻天,山上游击苦难言;

  山穷水尽已无路,赶快投降莫迟延!

  古大存看罢微微一笑,沉思片刻,随手拣了块木炭,在“劝降诗”旁题诗一首“奉答”——

  幼习兵戎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

  江南美味你先食,塞北寒风我自知。

  解带结缰牵战马,扯袍割袖补征旗。

  百万雄师临城下,且问先生几首诗?

  古大存的孙子古汉援先生向记者深情地背诵起了这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诗篇,“这首诗歌和背后的故事至今在客家地区广为流传,诗歌直抒了古大存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胸臆,表达了他革命的坚定性和乐观主义精神。”古汉援先生说。

  专家点评

  玫瑰的可爱

  在于有“刺”

  ——访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原副巡视员、党史专家高宏的

  ■ 深圳报业集团驻穗记者 古国真

  古大存的风范体现在哪里?高宏的认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他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二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

  古大存多次遭险,但从不畏惧。三十年代他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但他敢于与之斗争。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缺医少病,弹尽粮绝,受病痛折磨时,他仍对革命前途满怀信心,率领18名革命战士坚持斗争,让红旗不倒。新中国建立不久,他被错误打成“反党头目”,但仍继续努力工作,对党的忠诚和信念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又需要何等的勇气、决心和毅力呀!”

  古大存在战争年代曾执行过“集中攻坚”,“攻打中心城市”的极“左”路线,但当他发现这是错误的作法时,敢于提出异议,敢于违抗,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再如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坚持原则,不讲情面,对自己的错误既作严格的自我剖析,又对一些领导干部的错误提出严厉批评。解放后,他对土改问题,对大跃进问题都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反对虚报浮夸,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

  “联系群众,讲真话,讲实话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古大存的突出特点。红玫瑰的可爱,在于有“刺”,红玫瑰凋零了,但愿把“刺”留在人间,传诸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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